至此，2003年出版《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引起老壹代學者發現外務省篡改外交記錄的風波平息或不了了之了。所謂“平息”，是指參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日本外交官本人通過口述史釆訪重現於社會視野，他們提供的符合歷史邏輯和學術期待的“外交證言”重建了人們對於“歷史真相”的信心;所謂“不了了之”，是指雖然外務省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篡改”外交記錄，但退休外交官的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兩義性”身份使得他們的歷史證言能夠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至少被追究的問題已經不再被“問題化”了。而化解國家的權威性危機的原理，在於口述史釆訪及其壹體化的學術出版使得退休外交官的歷史在場權威性可視化，這與矢吹晉寫作所呈現的中國權威性構成了對話和競爭。並且，釆訪的現場性可視化也使得新生代學者能夠借用歷史在場者的權威性，實現自身學術的實證性增殖以及對老壹代學者的權威性超越。

戰後日本標榜自己處於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其民主主義進化潮流之壹是解禁政府檔案以供學術研究、國民利用的信息公開，使政府檔案作為公共財產能夠被主權者國民掌握用作監督政府、解明真相、維護個人權利和辯證國家利益的工具，這種“國民知情權”機制對政府壟斷信息、密室決策構成了挑戰。美國有所謂“民主外交”的傳統，基於信息公開相關法律，其外交檔案在30年以內公開。日本仿效美國，外務省從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史料館自主解禁戰後外交檔案;2001年4月“信息公開法”實施以後，國民可以申請要求外務省開示檔案;而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通過追究自民黨政權時期與美國訂有向日本運入核武器的“密約”問題，推行原則上公開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檔案，即確立了所謂“30年規則”。解禁檔案由外交史料館向讀者提供實物調閱服務，並編纂成以年為序的《日本外交文書》刊行。在戰後日本出版史上，學者編輯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於即時公開的非秘密文件和新聞報刊資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編《戰後資料沖繩》（日本評論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編《戰後資料日中關系》（日本評論社1970年）、竹內實編《日中邦交基本文獻集》（蒼蒼社1993年）等。而巖波書店和相關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這壹國民信息主權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的歷史轉折機會，打破官方機構編纂、刊行政府檔案的權威壟斷地位，以刊布現實關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談判記錄這種牽動新聞神經、鼓舞實證學術的行動，銘記了國民獲得信息解放的新時代意義：政府放棄信息獨占權而接受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　　有日本學者指出：壹直到1980年代，日本沒有條件根據外交記錄進行戰後中日關系的實證歷史學分析，長期流行著新聞記者觀點的敘事或政治學手法的推論;1990年代有所改觀，但重大變化發生在基於“信息公開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期的外交文件之後。⑤新聞觀察敘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權力者的誘導，政治學推論更失去過程實證根據，都不能構成真正意義的知識生產;而實證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不具備導致知識生產荒廢的可能，知識短缺則使社會失去公共思想資源。所謂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就是明確知識方法的實證條件規範、思想方法的知識前提規範，即有了規範的知識生產、輿論擴大再生產，才可能對政府行為做出有獨立思想權威性的判斷和評價。《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正是“靖國神社問題”把中日關系推向政治對抗懸崖、日本民意調查的反感中國指標也超過半數而陡然攀升之際，編者表明了以本書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的繼承性和解立場，指出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是為“起點”即歷史和解的長期過程性，強調了談判記錄顯示當前兩國爭執的“問題”在談判時就已經成為“論爭點”的事實，並談到由於條件限制而不能“對照中國方面同壹記錄文件加以註釋”的遺憾。⑥這種編者前言與談判記錄、歷史證言、研究論文三部分構成作為壹種相互砥礪的國際知識對話，確認了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而確認原點是為了對話的可持續性——共同作業、收集雙方資料並期待中國檔案解密、從共有史料導向共同研究，這種以學術出版為引擎的跨國知識生產和價值共識機制，在追究國家間政治危機原理、推進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中日關系空間。

所謂“關系”史研究，理想的狀況是利用雙方的史料，在厘定“戰後”原點——交戰國應該首先進行清算戰爭責任、處置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戰後處理外交——的前提下，實證解析中日關系偏離戰後處理外交主題而尋求“友好”或“政治經濟分離”之類實用主義目標的原因，建立由於戰後處理延遲化、曖昧化導致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進而引發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對抗”的歷史連續性邏輯。老壹代學者如矢吹晉，既有戰後處理外交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也有較多的學術交流關系和史料信息來源，所以其研究堅持戰後中日關系史的本來問題意識和過程實證路線，激烈批判服部龍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裏得出的“中國事實上放棄了釣魚島”、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結論，認為：服部龍二僅依據日本外務省“篡改”過的外交記錄和退休外交官的壹面之詞而不了解或“無視”中方資料，這導致其結論錯誤，甚至“讓人懷疑研究者的道德”。?不過，服部龍二本人在書中有所說明，他為其研究預設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強調其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分析“政治領導能力”和探索“應有的政治領導形態”。?可見，他本來就不是做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對中國交涉過程中尋求日本主體性的政治學原理。並且，矢吹晉所說的他“無視”或不了解中國方面的資料，也決定了其研究並非“關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義的政治史趣味。還應該註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前言中已經指出的，中國方面的外交史資料短缺，與研究需要、學者期待差距很大。這種中國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對豐富的現實，難免導致日本學者趨於日本資料偏向和脫“關系”史而研究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轉向。　　“關系”史研究關註中日之間的“問題”，當然就在戰後處理即謝罪問題、賠償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的生成與演變的方向上展開敘事。但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視這種“關系”性問題，而關註國際政治的權力所在和國內政治的動力學，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為戰後美國對日本有著至高無上的“占領”權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而選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議和對象，於是形成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但日本選擇與臺灣議和之後就掌握了壓迫蔣介石政權放棄賠償要求的權力，而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後日本政界的“親中國派”壯大，“中國問題”轉化為與大陸新中國交涉時有壓迫性的“臺灣問題”，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華斷交”與放棄賠償的相互確認。於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幾乎不存在“戰爭責任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討論，似乎中日關系只存在“臺灣問題”——事實上日本拿與臺灣斷交換了其他問題。不過，在他人主編的《日中關系史》執筆“邦交正常化”部分時，井上正也就當然地重視“關系”而討論“謝罪問題”“釣魚島問題”了，並參考矢吹晉的研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強調兩國對“戰爭反省與賠償要求放棄”的邏輯關系並無共識、戰後處理流於曖昧形式、“歷史認識”沖突必然發生的“問題”連續性。?這證明，改變中日關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義偏向其實有待於中國的史料開放和學術繁榮，以使日本學者能夠充分利用中國檔案資料、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